兵马俑是谁的陪葬,兵马俑是谁的陪葬品

导读： 兵马俑（资料图）陈景远30多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国家队”也花了30多年“一铲一铲”证明这8000个陶俑是秦始皇的。陈景远：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质疑秦兵马俑权属30多年的建筑师陈景元被视为

兵马俑（资料图）

陈景元用30多年的时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国家队”同样用30多年时间“一铲子一铲子”地证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同样属于质疑者阵营，但陈景元并不认同“1225米”的说法。“这个1225米是以讹传讹。早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陈景元介绍，连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也承认，“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但是这一结论与袁仲一曾宣称“三百丈”的说法仍然不相吻合。　　袁仲一曾在1981年第一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汉旧仪》一书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钻探测量，发现出土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认定这是秦俑定性的有力凭证。“实际上我查阅过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并没有找到关于'三百丈'的记载。而且，就算这个说法成立，秦时的三百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也只有690米，而距离秦始皇陵封土将近2公里的西杨村，怎么可能'跑到'690米的圈子里面去呢？”　　俑坑里的时间之轮　　战国时，各国车轴的尺寸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轴有别，互不通车。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因此车同轨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后的重要举措。考古界认为，河北省的井陉天门关的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而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是140厘米。而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轨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轨距是2.04米。袁仲一对此的解释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车，没有办法做到“车同轨”。　　陈景元引用《说文解字·序》的文字说明秦始皇的“车同轨”制度执行的力度：战国的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必须使车辆制造实行标准化、制度化，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及时地供应备品、备件，使一车可以直通全国。而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陈认为，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战车的轮距相同，也不与通车的轮距相同。“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车轴，尤其是1.8米轮距的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秦代同车轨制度。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都与秦王朝的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就不可能是始皇时代统一轴距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的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陈景元还认为，秦始皇即位之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即位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及其祖母、尊祖母等人的陵墓，这才是秦始皇即位后一个时期内最为紧迫的陵墓工程。“秦始皇是一个事业型的君主，对他来说远大的治国信念，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年后事。而且他非常忌讳死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记载。”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前，并未有“预修”陵墓之举。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一种观点，即秦兵马俑坑曾在秦王朝末年被项羽焚毁。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说：“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度约0.15~0.44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陈景元认为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毁前夕，实际存在的一种“时间年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称：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这样吕不韦戈跟俑坑底部的陶俑并不属于同一地层，毫无疑问是俑坑的'非原配兵器'，乃是外来者的遗留物。”陈景元说。　　“如果俑坑竣工不久，就遭到焚毁，在一两年时间之内，怎么可能形成几十厘米厚、可以分成14个层次的淤泥层。临潼地区历年气象资料是，150毫米的大暴雨频率是3年一遇，干淤泥也是平均每3年才有l层。这样14层淤泥需要40多年的淤积时间，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设工期，所以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一直向前移推半个多世纪。这一推不要紧，它就被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这段期间上来了！”　　真正主人是秦宣太后？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芈（音米）氏曾把持秦国朝政41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芈氏家族，一直是楚国世代的王室显贵。秦楚两国“绊以婚姻，袗以盟”，秦惠文王娶了芈氏。历史上楚苗同裔，楚人的祖先是随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所以楚国也被称为“苗的楚国”。

俑坑中绝大多数的武士俑，头顶上都盘着一种“歪髻”：发髻高高盘在头顶左侧或右侧。这与秦陵陪葬坑出土的坐佣和直立俑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发髻都盘在头顶正中的脑后部位。这是陈景元认为芈氏很可能是兵马俑主人的重要论据。　　陈景元介绍，在我国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艺人，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的样子。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歪髻由苗人推向楚人。“歪髻”在楚人中传承下来，湖北楚墓中，有梳着“歪髻”的古尸；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宫由宣太后始建，她来自楚国王族，“歪髻”和她有着直接的关系。　　“芈氏是秦始皇尊祖父秦昭王的生母，由于出身显赫，在秦楚联姻之时远嫁秦国。《汉书》记载，阿房宫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随后，由芈氏执掌秦国朝政41年之久，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样'歪髻偏髻'玉人出土，加上遗址中有'楚'字瓦当的发现，充分说明阿房宫工程由芈氏来推行续建的。同样，有着'歪髻偏髻'的秦俑坑，当然免不了要从她这里入手去寻求答案了。”在《秦俑真相》中，陈景元这样写道。　　陈景元曾与袁仲一当面对质过关于秦俑属主的问题。1976年，陈景元去了西安，见到了当时的考古队长，后来的兵马用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他一口气向袁仲一提出了20多个问题，陈景元回忆说，当时袁仲一的汗直往下淌，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哆嗦，这些问题袁仲一都无法回答。 当本刊记者致电袁仲一询问相关情况时，袁说：“我不认识他（陈景元），或许在什么会议上会遇到过，但并不相识。”

　“除了秦始皇，还会是谁？”　　两代考古工作者挖了30多年，证实着兵马俑确属秦始皇，但同时还是解释不了很多疑问　　陕西兵马俑坑在2009年6月13日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天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35年前的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9位西杨村抗旱打井的农民偶然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层层上报后，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几十天后，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临潼县一时难以对文物的性质和时代做出明确界定，于是此事被很快上报到省里。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蔺安稳将此事写成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陶俑发现经过描述了一遍。文章中并未明确说明出土的武士俑是否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结论是30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1974年7月6日，中央对“秦代武士俑”的批示，正式向陕西省委、省政府作了传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很快成立了考古发掘队及发掘领导小组。考古队最初只有4个人，时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发掘队一行人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发掘工具进驻考古工地。袁仲一1963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接手秦俑的发掘工作后，袁仲一长期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曾被学界称为“兵马俑之父”。　　袁仲一是“秦始皇兵马俑”论点的坚决支持者。“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基本观点。得出这一结论，是两代考古人员经过30多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袁仲一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挖掘工作，不料一干就是一年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袁仲一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却仍旧不敢下结论。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公布在大众媒体上。所以，袁仲一表示，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建立在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之上，是可靠的。　　铁证“吕不韦戈”　　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中，有23件带有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兵器，分别从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的6件“吕不韦戈”，纪年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如秦始皇三年的“吕不韦戈”，是袁仲一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证据。　　吕不韦戈上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敏丞义，工沱”铭文。“三年”指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寺工”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车马器的官署机构，“敏”为主造工师人名；“丞”为主造工师助手，“义”为人名；“工”为具体制造的工人，“沱”为人名。由于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墓葬，因此可以证明俑坑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　　“在《文物保护法》上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陈景元的观点是，戈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吕不韦戈”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多次表示：俑坑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俑坑内留下外来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在1974年以前，兵马俑已“被人发现30次以上”。　　袁仲一介绍说，俑坑建筑所用砖与陵西建筑遗址发现的砖在大小、颜色、纹饰、火候、质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连砖上陶文的内容、文字风格、戳记方法也没有丝毫差异。铁建筑构件的型制与陵西遗址发现的铁构件也一模一样。由此说明俑坑建筑材料与陵西遗址所用建筑材料是同时制作，只要陵西遗址属于始皇时期的结论不错，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时期。　　兵马俑坑内的陶俑与秦始皇陵其他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风格和制造工艺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内外城之间的曲尺形马厩坑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饰、冠履、发型及制作方法，和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完全相同。这证明二者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艺术匠师塑造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且，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数十件拉车的陶马和骑兵的鞍马，其造型、神态和细部的刻划手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相同。如马的造型，都是头部较重，鼻骨隆突，颈厚稍短，甲低，脊背宽博，胸部较广，四肢发育较好，属于我国西北部的河曲马种。

　　2008年，袁仲一在接受《西安日报》采访时谈到，从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看，兵马俑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像一个理想的宫城，有高大的封土和内外两重城墙。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秦宫，内城象征着皇城，外城象征着京师的外廓城，陵墓居于内城的南部，寝殿居于北部，符合陵侧设寝的礼制，居于右宫的各种府藏坑、车马坑，位于封土西边的内城里边；象征着宫廷厩苑、苑囿的陪葬坑居于外廓城的西部；寺宅吏舍居于西北区；象征着京师厩苑的马厩坑及兵马俑坑居于外城的东侧，坐西面东。整个陵园的布局合理有秩，“事死如生”。秦始皇生前住的秦宫及咸阳城是有军队守卫的，其卫队可分为三种，一是皇帝的侍卫军，职责是在殿中侍卫，守卫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军；三是京师的屯卫军。一、二、三号坑兵马俑军阵，属于第三种，即守卫京城的屯卫军，或称宿卫军。　　袁仲一认为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域内。“考古资料证明，秦始皇陵的规模宏阔，陵域占地面积很大，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其范围内都有秦始皇时期的遗迹、遗物。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区为19.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区为2.13平方公里。兵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较密集区，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兵马俑坑周围东、北、西方向还有其他秦始皇陵陪葬坑。”　　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 袁仲一反问。　　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　　这个传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兵马俑距离陵墓有一段较远的距离。　　“它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　　对于“兵马俑属于秦宣太后”的说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认为，宣太后不具备享有建这个陪葬坑的条件。“不要说是宣太后，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可能。”张仲立表示，不能想象，秦始皇陵园里还能有一座秦始皇高祖母的墓。“除了秦始皇，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研究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秦始皇陵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之一，陪葬之多是空前的。”　　袁仲一表示，秦宣太后不可能有“兵马俑”这么大的陪葬坑。女人的陵墓不会有8000兵马俑，而且有女人的葬俑制度，应有侍女俑。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发现还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从它那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修建。　　在2008年第四期《知识就是力量》上。一篇名为“驳陈景元的秦俑新说”的文章支持了袁仲一的观点。文中写道：在秦宣太后时代，秦国对外休战，对内改革，国力富足。但是，秦宣太后能否组织起数十万人为自己修建陵寝呢？文章的结论是“显然不可能”。　　作者写道，首先，秦虽与六国休战，但秦和西戎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秦国为避免西周末年西戎人侵扰镐京的事不再重演，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消灭西戎各部。在秦宣太后时期，和六国休战时许多在史籍中记载的狄戎部族的名称也消失了，也就说秦宣太后时期秦国消灭了很多西戎的部族，正是这一时期对西戎的大量消灭才使得秦昭王、秦庄襄王、秦始皇能够集中足够的兵力对付六国，一举扭转了秦国迎战六国联军屡战屡败的局面。　　其次，就秦国的人力资源而言，秦宣太后不可能修筑这么浩大的陵寝。“作为一个女人，以仁德为其主要的内部国策，在西部边疆依然战事频繁的境况下，是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寝的。”　　陈景元对这样的论点颇不以为然，他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两个史料记载的地理位置都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至于女人的葬俑制度一说，也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论调。从来没有哪个考古记录能证明，女人的陵墓就一定有女俑。秦始皇的祖母陵，前几年不是被挖出来了吗？而侍女俑都在哪儿啊？” 陈景元说。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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