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科尔姆·托宾/文本； Ponderosa/编译器弗朗西斯培根对人类焦虑和本能的原始表达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很重要。 1月29日起，“弗朗西斯·培根：人与兽”将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一场跨越他50年创作生涯的展览，展示了画家对动物的迷恋——如何依靠动物雕塑 bjack,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ody>Colm Tóibín/文；黄松/编译 弗朗西斯·培根对于人类焦虑和本能的原始表达，在今天看来依旧鲜活而重要。 1月29日起，“弗朗西斯·培根：人与兽”将在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举行，展览跨越其50年创作生涯，展示画家对动物的迷恋——如何依托动物塑造和扭曲人体；在生命中最极端的时刻，他笔下的形象几乎无法辨认是人是兽，展览将展出培根最早的一些作品和他最后一幅画。本文作者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从20世纪艺术和文学中动物和人类的融合关系，再论培根作品。  培根，《三联画第二版》，1944、1988，198x147.5 cm 一幅画中，人物既不能说话也不能移动，观众只能看到其静止的姿势；一幅画中，身体处于物理状态，但灵魂也可能闪光。艺术家在创造生活的幻觉时，笔下对象的表情可能是模糊、生动、新鲜的，却在一秒之间被捕捉并定格。 培根的作品在描绘欲望和腐朽的同时，似乎有一种近乎愉悦的感觉。对他而言，人就是肉，会腐烂、会感到疼痛，会猛扑、会尖叫。画框画布，甚至颜料本身，都是无形的笼子。只要一不小心，动物就会从画中逃出。  培根，《猫头鹰》，1956，61x51 cm 在文学作品中，动物主人公创造了鲜明而难忘的叙事，它们将冷酷的喜剧和无情的噩梦混合。例如，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导演尼尔·乔丹（Neil Jordan）的短篇小说《野兽之梦》、或在英国诗人托姆·冈恩（Thom Gunn）描述人与动物诗歌中，总感觉男性形象体内有一股力量在为一种更强烈、更真实、更朴实的生活而斗争。当他周围的上流社会在优雅世界的阴影中活动时，这个动物却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混合着羞耻和突发的自娱自乐。 卡夫卡笔下的故事与培根创造的许多图像类似，人类的动物性被伪装和控制。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境”中醒来，他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不过他并没有持续恐慌，继续他的推销员生活。但当他对家庭没有物质贡献时，家人一反之前对他的尊敬态度，逐渐显现出冷漠、嫌弃、憎恶的面孔。 在培根1945至1946年的《人物研究I》和《人物研究 II》，或1975 年的《三人物与肖像》中，人物的动物感既暴露又隐藏。这让人想起卡夫卡作品的寓意——隐藏在华服下的自我是脆弱的、颤抖的、害怕的，但也渴望被看到和理解。他们作品的冲突在于，有序和理性，以及难以命名的恐惧和渴望之间的空隙。  培根，《人物研究 II》，1945-1946年，145x129cm 卡夫卡的作品如同先知，充满纳粹将至的预感，字里行间也因为似乎知道即将发生战争而充满阴郁气质。除了写潜伏在人类体内、准备给世界带来惊喜的昆虫外，卡夫卡还写了一个名为《狗的调查》的故事，他笔下的狗往往看起来比人更幽默、更正派。培根的大部分画作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哲学和文学面对的是人类的孤立和潜伏在内心的邪恶力量。在培根最早的作品，如1933年的《十字架》已经显示这一创作主题，他将十字架上视为无助和残忍的象征，而不是救赎。  培根，《黑猩猩研究》，1957，152.4x117cm 当狗和黑猩猩在培根的画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如《黑猩猩研究》），我们能看到两件事。首先艺术家坦白了自己的担忧。他剥去了人物服装，让他们光着身子，使之更鲜活的存在。第二件事是他把野兽放在了一个通常为人类臣民保留的舞台上，从而赋予了它们滑稽的尊严。 尼尔·乔丹（Neil Jordan）1983年出版的小说《野兽之梦》，以文字表达了培根的作品。他探索了孤独的男性形象，孤独使之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感到不安。小说中，主角被蒙上了一层正在褪色的面具。“我突然感到恐惧，我的身体即将被暴露。我现在才意识到，无论有什么附属品，它们都在慢慢地离开我。” 这种认识出现在培根1953年的《肖像研究》中男性人物身上，或者1966年的《乔治·戴尔蹲伏的肖像》中。不仅仅是他们的姿势暗示了其内心的动物性，而且培根的绘画方式也展示了戏剧化的人性——人类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却以动物所没有的方式承受着痛苦。 因此，培根所有的画作都带给观众一种紧张感，在孤独的、恐惧的、有自我意识的人物和咆哮的、掠夺的、恶意的、令人心寒的人物之间。培根玩味的是人与动物、智力与本能、脆弱与野蛮力量的较量。  培根，《乔治·戴尔蹲伏的肖像》，1966，98x147 cm 1937年8月，塞缪尔·贝克特在一封关于爱尔兰画家杰克·巴特勒·叶芝 （Jack B. Yeats，诗人叶芝的弟弟）作品的信中，对绘画中的人物提出了看法:“叶芝将男子和女子的头并排放在画面中，在不可还原的单一性和不可逾越的无边际中，一切被赋予了超越悲剧的冷静接受。” 虽然培根的画唤起了人类的孤立感，并戏剧化了野蛮人与自我的战斗，但培根并没有要求观众同情他的人物。正如贝克特对叶芝的描述“他的形象是冷静塑造的”；培根的愿景是无情的、严酷的。  培根，《斗牛研究1号》，1969年，198x147cm 虽然画中人物被捕捉、展示、固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培根创作的图像是稳定的、易于理解的。他暗示了创作对象粗犷而充满活力的内心生活。这种挣扎可以从涂颜料方式中看出，尤其是在脸上。培根的人物肖像既有质感、能量，又有多样的色调，这些人物肖像模糊地出现、有一种痛苦的尊严，以及恐惧的动物反应，培根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来自于这种双重性。 但若说培根的人物同时具有肉体和灵魂，这仍然是不正确的，更确切的说是有一个外在的身体守护着内在的野兽。英国诗人托姆·冈恩探索了内心野兽的进化和出现，他的诗《驯鹰者》通过人与猛禽的隐喻，让人看到了黑暗和充满权力的人际关系： 你不过半个文明， 就驯服了我。 唯有眼睛， 我害怕失去你， 我失去了要保留，而选择了 温和的猎物。 冈恩的诗歌将自我视为某种内在力量的面具，并以另一种力量形式出现，或者与更温和的社会力量作战，并取得胜利。在冈恩诗歌的《成人礼》中，措辞反复随着男人变成野兽而演变为新的确定性。诗开篇：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角在我的头上发亮。 以及： 我的血，像是光。 在杏仁树枝后， 雪花般艳丽的角， 我等待着，离开视线。 这里的“我”既不祥又脆弱，声音既自信又平静。冈恩的野兽诗歌和培根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种原始的痛苦感，这种痛苦接近于动物，但只有懂得才能体会到，他们不是在嚎叫，而是大声喊出一个有持久记忆的词。  培根，《黑猩猩》，1955，152.5x117.2 cm 培根喜欢“肉就是肉”这个简单的想法，但简单对他来说永远不够。他画中人物好像为打猎和觅食而生，但他们的野性包括一种感觉，即他们不仅拥有本能，而且拥有暗黑的知识。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食物和血，还有一些难以名状和难以获得的东西。培根的任务不是赋予他们象征价值或将他们作为隐喻呈现在画布上；他们必须真实而独特，必须完全是他们自己。他们用口是心非和怪异的举动来威胁观众，他们的痛苦是特殊的。 在画作中，培根不是要表现，而是要在变形、扭曲、涂抹图像的过程中寻找隐藏的能量，他以画笔的移动，观察可能出现的东西。正如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写的那样，培根“抹掉了脸”。在处理动物形象时，培根对“动物这种形式不感兴趣，而是把动物作为一种特征”。 培根的画作是一种反“达尔文主义”，他在探索进化向侧面、向后和向内移动的可能性。画中人的脸是扭曲的、不平静。他喜欢蹲伏、弯腰、飞奔、咆哮、尖叫、猛扑的形态（《三联画——人体研究》，1970）。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极度孤独的，而且，正如贝克特所说，他们的孤独令人恐惧。 培根作品中的痛苦不仅体现在面部本身，还体现在姿势上，人物似乎处处畏缩，动物成为人的伪装。培根意识到混合了生物形态、情色形状、怪异的身体部分的视觉可能性。他画中的男女、野兽都有强烈的欲望。培根也喜欢牙齿，并着迷于嘴巴的形状。 1949年开始，培根在他的画中加入猴子，当时他画的《头部4》（Head IV）便是一幅阴郁的图像，其中人和猴子似乎奇怪地融合在一起。他的《蹲伏》，男人的头部下带有猿的姿势。这种姿势也出现在1951年前后的《蹲伏的裸体》和《人物》等作品中。尤其《人与猴》（1951年）中，喂食笼中猴子的人几乎成为请求者，猴子成为画中的主导。  培根，《带狗的男人》，1953年，152x117cm 在同一时期，培根制作了六幅大型犬类作品。第一幅开始于1952年，画面中一只咆哮的杂种狗立于绿色的圆圈中，背景平静的道路和一棵棕榈树，使画面更具威胁性。1953年《带狗的男人》中，男人明显缺席，只是个影子，主宰画面的那条狗蜷曲着身子，向人行道边的窨井盖移动，场景是水洗柔和的颜色。他创造了一个抽象的景观，除了人行道的线，窨井盖和狗。  培根，《头像6》， 1949，91.4x76.2cm 培根的动物不像人类。他们被赋予了全部的动物性。另一方面，即使是为教皇画像，他们的恐惧和饥饿也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止于精神。让培根兴奋的是视觉的可能性。对他而言，人类可以在世界上摆出文明和自在姿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利用人与野兽的概念创作出的图像不仅令人不安，而且在视觉上引人注目、又含义不明；却足以震惊神经系统。 注：本文编译自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网站，原标题为《欲望与衰败：培根画中的动物本能》，作者科尔姆·托宾是一位屡获殊荣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顾维华 校对：张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