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封面新闻记者何于1938年，中央进驻延安后的第二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7月1日至7月7日为抗日战争纪念日暨建国17周年宣传周中共 十七年前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朱砂船上闭幕。 参加会议1 中共一大代表, 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1938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第二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7月1日到7月7日为抗日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17周年纪念宣传周。 17年前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朱漆的画舫上闭幕。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随即四散东西。此后17年间，中共从一个只有53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超过50万人的大党。然而，此时在延安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毛泽东和董必武。 梦想起航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抵达上海，找到李达，商量召开中共“一大”的事宜。李达随即向与上海发起组有联系的全国7个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去信，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参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由于“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代表们先后抵达上海时，用了一个掩护身份：“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事实上，这也是多数代表们的真实职业。据封面新闻记者统计，“一大”代表中，有7名担任着教师职务，5名学生，还有1名记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就是这样十几个年轻人却干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那就是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年45岁的何叔衡是出席“一大”的人员中年纪最大的。由于他在家中排行第五，同辈人喊他“何老五”，而毛泽东等小辈，常唤他“何胡子”、“何老头”。 何叔衡原为一名普通乡村教师。辛亥革命以后，年届不惑的何叔衡受新式思想的感召，剪掉辫子、倡议新学，却令学校领导不满，他愤而出走长沙。1913年，37岁的何叔衡重做学生，考上湖南第四师范，在此期间结识毛泽东。此后，他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长沙新民学会，组织活动反抗当地军阀。 与会人员中年纪最小的是北京代表刘仁静，年方19岁，就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刘仁静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当时正致力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他自述称，“我年纪比人小，组织能力比人差……除了会引证或复述马列的话外别无所长”。大家都称他是“小马克思”。  王尽美（左）、邓恩铭 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当时都还是学生，因为在“五四运动”中活动积极，而被吸纳入当地共产主义小组。这次他们到上海，“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马克思的）书刊”，并向到会的年长代表们取经。 27岁的包惠僧是这群老师、学生中唯一的记者。党史专家邵雍正的研究认为，包惠僧原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中共“一大”召集期间他正好在广州。因陈独秀无法分身到上海开会，便指派他赴沪参加“一大”。 十字路口 虽然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但真正从北京来的代表只有刘仁静和张国焘。23岁的张国焘是北大理学院的学生，也是北京学联主席，“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与会代表中的北大毕业生中还有广州的代表、当时29岁的陈公博。他借新婚旅行作为掩护，带着妻子一同抵达上海。7月23日，全部代表到齐，中共“一大”在法租界李汉俊寓所正式开幕。由于李大钊和陈独秀未能到沪，会议便由张国焘主持。  周佛海 周佛海和张国焘同龄，作为驻日本代表出席了会议。周佛海也是湖南人，当时正就读于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对马列主义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成为“中国的列宁”。他也参与了1920年底的社会主义论战，他与李达一起，猛烈地批判了改良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思维活跃，表现积极。 7月30日，中共“一大”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后来秘密转移到附近的浙江嘉兴南湖。 李汉俊与陈公博被巡捕盯梢，没能参加南湖的闭幕会。这期间，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去杭州游玩。回上海后，才知道大会已闭幕。张国焘回忆，陈公博不像是革命者，更像是青年政客，“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陈公博则表示，张国焘禁止共产党人参加政治的激进主张，把他“气得差不多退席”，对大会也失去了兴趣。 会议结束后，由于陈独秀不能立刻返沪，便由周佛海担任代理书记，参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当活动开展期间，周佛海突然成为花边新闻的男主角。他与上海富家小姐的恋爱生活，闹得沸沸扬扬。 当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接替周佛海整理党务。11月，周佛海也返回日本，自称是去继续学业，实际上“顺便”带着上海小姐私奔了。 “半途旅客” 1922年6月16日，广州陈炯明叛变。陈独秀当即在上海表示，中共与陈炯明断绝一切关系，并致函广州党支部，要求他们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但广州支部的陈公博、谭植棠等仍在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二人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但陈公博自认跟陈炯明毫无关系，又拒绝向党组织作出解释。当年11月，陈公博抛下党组织，自顾自前往美国留学。鉴于陈公博的恶劣行径，1923年春，中共中央宣布将陈公博开除出党。 在陈独秀回沪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和李汉俊之间的分歧没能得到弥补。1922年初，李汉俊离开上海的党组织，回到家乡湖北教书。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李汉俊未到场，会议场所则从李汉俊法租界寓所，迁到了公共租界李达的寓所。  李汉俊 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致信中共中央宣布脱党，主要理由是不满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 与此同时，李达也作出退党的选择，理由与李汉俊类似。李达于“二大”后便辞去了党内职务。 这一时期，在日本念书的周佛海，因党内对他恋爱问题的批评以及日本对共产党人的监视，不再参与党的工作，从事实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1924年，周佛海毕业后，应戴季陶邀请回国出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周佛海以“每月交纳党费太多”为由提出脱离共产党。 1926年，北伐军打下武汉后，李汉俊曾要求恢复党籍。据老党员袁溥之后来回忆，当时省委成员一致同意李汉俊的请求。“那次还有周佛海申请恢复党籍，省委就没有通过，说他还须考验。” 壮志未酬 中共“二大”以后，山东成立了济南支部。在“一大”中受益良多的两位“活泼”小将王尽美、邓恩铭此时成为济南支部的中坚力量。两人不停在齐鲁大地上四处奔波，宣传和组织各种工人和学生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前夕，王尽美被选为山东代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并在广州见到了孙中山。1924年底，为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抗衡，孙中山支持中共的提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王尽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济南和青岛联合各界人士，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在此期间，王尽美不幸感染肺结核。 1925年8月19日，27岁的王尽美不敌病魔，与世长辞。 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叛变，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邓恩铭被关押审讯，一直以化名“黄伯云”示人，未被识破身份。1930年底，邓恩铭的身份遭敌人识破。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同其他21名共产党员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年仅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 另一名“一大”代表也在大革命期间英勇就义，他就是李汉俊。1927年12月17日，久遭通缉的李汉俊被桂系军阀逮捕，当晚被杀害，享年37岁。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结束后，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已有超过半数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党组织。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以及去世的王尽美、邓恩铭和李汉俊。 1934年底，中央红军分别从福建、江西出发开始长征。59岁的何叔衡被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1935年2月底，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恢等从瑞金转移到闽西，走到福建长汀县境内时，被国民党军包围。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脱围，何叔衡奋身跳崖，壮烈牺牲。 走向未来 1938年，刚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的中共中央，为了凝聚全党，扩大影响，决定庆祝建党17周年，并发表《中央关于中共17周年纪念宣传纲要》。由于张国焘叛逃，陈潭秋远在新疆，留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 1942年9月中旬，陈潭秋和140多名中共党员及家属，被新疆军阀盛世才软禁。第二年秋，陈潭秋被秘密处决。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总结：以上内容就是对于中共一大代表,的详细介绍，文章内容部分转载自互联网，希望对您了解中共一大代表有帮助和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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