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东泽 柳河在辽、金、元时称羊肠河，是辽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内蒙古的奈曼旗境内，全长297公里，流域面积5725平方公里。流域内多为荒山秃岭，沟壑纵横，沙丘连绵，植被稀疏。这条在半干旱地带流淌的河流，给中国北方民族提供了赖以驻牧的水草，东胡、鲜卑、乌桓、契丹、高句丽、蒙古族等在柳河两岸“你方唱罢我登场”。沙地与草原、游牧与农耕，在柳河两岸创造了经典对白。 柳河“六怪” 柳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平安乡海拔394米的太平山发源，向着东南方迤逦而去。在内蒙、辽宁一片掺杂着沙土的丘陵地带，一股水流悄无声息地顺着地势流淌。它所流经的地域并不平坦，顺着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这个倾斜面，从西北向东南，穿过高山、绕过丘陵、冲向平原。 柳河与众不同处在于河水夹杂大量泥沙，含沙量居辽沈各河流之首，达每立方米22.6公斤，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内，使得河床高于两侧平原地面，河道变迁频繁，成为水患最严重的河流。民间有“柳河不治，辽河不安”“不怕辽河涨，就怕柳河淌”之说。关于柳河水患，许多典籍中有所记载。 据《盛京通志》记载： “柳河危害甚大，每到夏雨季节，柳河所经之处，无不泥泞。人见其水势突兀，不时而至，遂致骇为神异，信仰唯谨......东北水患以此河为最剧。” 据民国十五年《新民县志》记载： “新民柳河源北出蒙古，自彰武南流入境，并其西郭，而东南注辽。其水漂悍，湍急奔流，砂砾不过一途。”“冬夏常患泛滥，且流无正轨，东西滥漫五十余里，一望白沙无际，为害最烈，民实苦之。” 《东三省名胜古迹轶闻》记载： 高凌云曰：新民环境多水，以辽、柳、绕阳三河为著。其中最险最奇者，柳河也。距县西可二十里。河水泥渣浑浊，流行急湍，时常暴涨，为居民害。 柳河进入新民境内便流入冲积平原上，此时河道宽阔，水流浑黄，显示出了大河浩荡的气势。一条黄褐色的河道，像辫子一样向远方流去。但是，一旦上游形成洪灾，河水中形成的泥沙带来很大水动力，将河道的位置、宽度、形状冲积的面目全非。正因柳河有这样的特点，在《新民县志》上记载了柳河的“六怪”。 柳河一怪：“所经之地，概系沙漠，而西北上游之地势高，东南下游之地势极低......故其水流至急，如由上倾下。每逢水涨，朝发夕过，水头高起数丈，壁立声雄波涛”； 柳河二怪：“流急势猛，水力直射之处，往往就高弃低，洼处得免，高处被冲。民众不知水力过猛，不容寻下就低，所以弃低就高”； 柳河三怪：“所经之处，向无居民，有之皆为蒙古牧人所居。几十里内或有一村，其地概系沙漠。全河流域由此而来，故一经水涨，夹沙而下，其浑如酱，沙水兼半，流势稍缓即澄清”； 柳河四怪：“每逢新涨之后，渡者常将车马陷入泥中，愈撼愈沉，竟将车马陷没”； 柳河五怪：“隆冬大寒之际，冰裂水出，九天发河而不知上高下低之。河面上结冰，底下有滔滔不绝之水，水涨水裂，涌而出之”； 柳河六怪：“水周围居中之人家于隆冬之时，由屋下出水不已。不知地被水浸，屋外皆冻，独屋下得暖水由此出。”因而，“当地居民言，治河者无不塞耳避之，甚至绅商中之佼佼者亦复如是”。 河神轶事 水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华这个以农为本的古老国度中，对水的依赖、畏惧与自我保护的生存意识，使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对水的崇拜观念。在洪荒的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在洪水等自然灾害面前几乎无能为力，视洪水肆虐为水神作怪。为了达到免除水患的目的，只好祈求那些虚幻的河神，于是便出现了河神崇拜现象。 柳河因是“东北水患以此河为最剧”的河流，一直被人们所敬畏。在《盛京典制备考》中记载清光绪二年，前署将军、刑部尚书崇实具奏关于设立柳河神庙的奏折。 “势渐汹涌，及至下游，更弥漫，虽涨落无定、迁徙靡常，而乡村从无淹没之虞，行旅亦无阻滞之患，实有神灵默为呵护，前数年叠送大股马贼出没厅境，水势陡涨，贼之西来，阻其东窜，东至者。厄其西奔，贼散之后，水仍消退如常，每逢亢旱，官民祈求雨泽，亦无不立沛甘霖，实属有裨民生”“今柳河密迩陪都，久著灵迹，况又御患捍灾，群情感戴，既据该绅耆等联名吁请，核与崇功报德之义相符。合无仰恳天愿，饬部核议，酌加封号，编入祀典，以答灵贶而顺舆情，谨合同恭折具奏。” 光绪皇帝批复了奏折，经礼部批准立祠，内阁撰拟封号，奉朱笔圈出“显佑”二字以为神号。据《新民县志》记载：“柳河神庙，在县治东大街。清光绪三年新民抚民同知张锡藩奉敕建。民国五年县知事廖彭重修。” 关于柳河河神，新民“父母官”金梁在《瓜圃述异》中有记载：“新民柳河传有河神，为泥鳅精。水发无时，虽寒冰常徒地上涌，顷刻成灾，众皆畏敬之。” 清宣统二年，金梁来到新民府任知府。《瓜圃述异》中记载：“余守新民，莅任五日，而水大至。郡无城，恃铁道为堤防，高过丈。余率众防堵。转瞬已漫堤，兼以风雨，皆将为鱼焉”。突如其来的洪灾，给刚刚上任五天的知府来个措手不及。金梁面对洪水奔至，也变得束手无策。人在面对改变现实世界苍白无力时，往往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在金梁一筹莫展之时，有人给他出了主意，说柳河有河神，是泥鳅成精，要祭拜河神，方能退水。于是，金梁率“商民请祭河神，余焚香，不觉泪下。众有哭失声者。”祭祀后，金梁便急忙返回大堤决口处，督工抢救。民众见金梁不顾个人安危，站立堤上指挥，纷纷上来规劝，怕金梁有所闪失。而金梁坚持不下，连续指挥两天，而水势忽然平缓，顺利进入河槽，免于一场灾难。“次日，众传上游水尤大，闻炮声，知方祀神忽见有云龙引水归河，始幸免。共祝太守爱民能感神，远近盛传不已，至见之报章。” 关于河神之事，金梁一直津津乐道。他在《瓜圃述异》还曾记述河神之事。一次，金梁巡柳河，突遇流沙，马队纷纷惊慌地避开，忽有一人落后，马蹄深深地陷入沙海中，不能自拔。“法常用巨木板，渡人往援，否则援者必同陷入”。周围人见状，赶忙去寻找大木板，可是仓促之间，哪能寻到。于是，大家赶忙请金梁祈祷于神。金梁写到“余默祝之，忽见陷者人马跃起，瞬出险矣。”金梁祈祷后，瞬间奇迹发生，居然跃马而起。 金公堤 当然，金梁也深知，治理柳河，只靠祭拜河神终不是长久之计。河水退去之后便定河策，治理河策大纲为八字“植柳培堤，送水入辽”。对此史籍多有记载。 据《新民县志》记载： 新民于清季始建府治，无城郭重干，而濒于河。盛秋水潦，往往涨溢卫巷，浅则病万，深可容。前太守金公梁，障堤植柳其上，不拆益牢，民赖以宁。 据《光宣小记》记载： 余知新民时，柳河为患，余乃植柳培堤，送水入辽，数年幸不成灾，众既以余名名堤（金公堤——作者注），复立长生位，亦同时闻之。 对修筑金公堤，《新民县志 荣凯修治柳河始末记一卷》记载了详情： “宣统三年夏，知府金公（金梁——作者注）到任未久，即遭河患，以凯（荣凯——作者注）有所建。殷殷下问，其实凯本无治河之学，不过见景生情，略陈管见，且不敢自信。复同金公乘马勘察，行至县北二十里，有一高大沙岗，登颠远望，全河在目，水势直卫县街。金公亲毕，大为骇然。立谓凯云，此河不治，全县空矣。于是，沿岸查勘，由东转西，日行百余里。金公生长在南方，乘马本非所长，乃竟不知劳顿。” 经过严密调查研究，金梁与荣凯商议，荣凯建议说：“阅西人新书，有以森林治河之说，当时不晓其意，今日观柳岸顿悟。森林治河者即栽树治河也。柳河之命名由于土质宜柳，有柳之处即能成岸，定统而不为患。因凝定植柳培堤四字为纲。”金梁听后，十分赞赏，又议到：“辽河出自县东，转绕县南，曲连营口。柳河由西北流至县南二十里汇入辽水，两河归一。”于是，“送水入辽”四字又为一纲。 两人测量了用工之人力、财力、物力之所需，精打细算，由原估价五十万两精简至奉洋十二万元。本想第二年开工，没想到遇上了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奉部令各项工程一概停止，所有款项用备军需”。但金梁并未因此而有动摇。“金公自登高瞭望，沿河勘察之后，深以县街不保，朝夕为怀，不肯置诸不理”。于是“经金公转请拨款五千元......河统有缺口处用人力补齐，以免溃决。有流东岸县街之西北栽柳一行，培以土堤，使其柳长沙积，成为高岸，如上游天然之势，阻水南流，使原有之河统之口转向西南。卫县街计长二十余里，均用三寸粗、五尺高之柳椿，密排如篱，两边培土成壕，计共堵口四十余处，栽柳二十余里，仅用洋四千八百元。复于县街西头用麻袋装沙，将河流堵出街外。此时，年秋十月初，次实行小修，并移河于街外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金梁为新民地区百姓，整治柳河水患，改变民不聊生的困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对柳河进行了综合治理，河道已大有改观，水患已基本根治。如今，站在柳河大桥举目四望，绿荫覆盖的河湾与废弃河道，共同诉说着河流的变迁史。因为河水的滋养，柳河河滩碧绿青翠，和覆盖着青草的平缓丘陵一起，构成一幅淡雅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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