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孙兴杰：如何理解“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东西问)孙兴杰：如何理解“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中新社北京3月23日电 题：如何理解“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作者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3月18日，中美两国元首举行视频通话，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关于乌克兰局势，主席强调，“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原则。

　　3月1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主席清晰、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发出的最重要信息是，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更是中国面对和处理包括俄乌冲突在内各种热点问题的原则和立场。

　　兵者，国之大事。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中持久的抉择和挑战，避免战争、消除战争，构建持久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俄乌两国燃起战火，遭殃的还是老百姓，乌克兰民众流离失所，城市化为废墟，着实是人间悲剧。中方呼吁尽快停火止战，就是反对战争，只有停火，才能减少平民的死伤，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中方敦促俄乌双方对话谈判，也希望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开展对话，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框架，为欧洲长久和平奠定坚实基础。“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中方在中美元首视频通话时传递出的清晰有力的声音和主张，应该被广泛传播。

　　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名义表达“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足以看到中国强烈的和平意愿。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文明不辍的国家，和平文化、和平意愿已深入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之中。经历春秋战国，秦汉以下，中国成为“东亚之中国”，形成了复杂的共同体网络。在一个大体固定的空间中，中华文明经历了王朝兴衰循环，包容、接纳和吸收了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历史上也历经各种战乱，黎民百姓遭殃，正因如此，百姓才渴望和平与稳定，甚至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慨叹。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被认为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但从那以后，欧洲的国际关系史似乎更是一部战争史，和平则像是短暂的休战期。稍微对比一下中西历史就会发现，与欧洲现代国际关系同步的中国和东亚处于“长和平”时期，东亚国家之间基本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而在欧洲，即使是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维也纳百年和平”也没有维持太久，尤其是英法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更是各种战争不断，直到一战爆发。直至二战结束之后，欧洲才进入了一段十分不平常的和平期。可见，欧洲国际关系史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和平，尤其是持久和平的经验。

　　相比于欧洲，东亚的“长和平”的历史和经验更值得研究，也更具有说服力。美籍韩裔学者康灿雄提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东亚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文化和经济大国，但从未将向周边扩张列为自己的战略目标。14世纪时，东亚这些汉文化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朝贡制度’。”19世纪中期之后，欧洲国际体系扩张到东亚，并发动一系列殖民战争，至20世纪70年代，东亚再次进入了“长和平”时期。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之际，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一重要论断，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外交政策，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东亚“长和平”的历史惯性的回归。

　　俄乌重燃战火，打破了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长和平”，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冲击。战争打破了和平的格局，也打破了人们对和平的美好愿望。和平何以维持？和平就像空气一样，失去的时候才发现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因此，必须追求和捍卫和平。

　　追求和平，需要研究战争。俄乌战争从根本上讲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循环，二战后的“长和平”在欧洲历史上是个“例外”。无论从战争的原因、模式、进程以及可能的结果，大体都可以在欧洲战争史的框架下来解释。如果克劳塞维茨再生，他不会对俄乌战争有任何惊诧，人们从他的《战争论》中可以窥探俄乌战争，除了武器装备比19世纪更有杀伤力之外，其他的战争因素并没有根本区别。结盟、外交、威慑、军备竞赛等，这些欧洲“均势”逻辑之下的秩序因素能维持持久和平吗？当战火纷飞的时候，战争会沿着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暴力不断升级、螺旋上升。俄乌战争已变成两个政府、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甚至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欧洲式的战争又回来了，这才是需要西方以及全世界关注和警惕的重大威胁，是对全球和平的威胁。

　　一场欧洲式的战争会以何种方式结束呢？比如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被西方学者认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用”的一场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结果是俄罗斯丧师失地。一战是欧洲列强“梦游”一样进入了战争，原以为是一场小战争，结果持续了四年半，几千万人伤亡。二战最终以法西斯国家的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但欧洲已成一片废墟，从世界霸权的王座跌落。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还是“欧洲内战”或“西方内战”，战争终将结束，但代价必是惨重的，尤其是核武器时代，如此高烈度的战争必然冲击到全世界。

　　中方一直强调要看到俄乌冲突的“历史经纬”，只有把握住其中的病灶，才能对症下药，让乌克兰以及东欧摆脱战火，迎来和平。从长时段来看，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东欧地区长期处于帝国争夺的“边缘地带”，一直到一战结束之后，东欧地区开始建构现代国家，但是在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制造”国家颇为不易。后来，二战也最先在东欧地区爆发，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卷入战火。二战之后，铁幕在欧洲降临，两大军事集团在核战争的阴云下对垒，双方筹划或者预防的就是在东欧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冷战以苏联解体的形式而终结，诡异的是，这次大规模的“冷”战争之后，双方竟然没有签署战后和平协定，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作为“冷”战争的双方——俄罗斯和北约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从这种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长时段演化来看，这场俄乌冲突似乎不应该让西方，尤其是欧洲感到惊诧。在冷战期间，西方战略家们担心的战争就是苏联常规军队对中欧突袭，而当下俄军对乌克兰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是冷战的遗产。突破欧洲历史的“战争陷阱”，首先要理清历史的脉络和逻辑。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也是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报告时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东亚大国的时候，也正是东亚“长和平”的重要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并维护了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潮流，一个发展的中国是东亚与世界和平的支柱力量。

　　东亚“长和平”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化解欧洲战争危机，这不仅需要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智识窠臼，也需要以开放平等的心态面对和接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和平主张。在全球化时代，俄乌冲突已对全球和平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不仅是中国的外交表态，更关乎中国的安全利益与国家形象。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长久和平传统的国家、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核心目标终归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时，世界可能重组，成为人类共同归属的庞大复杂体系，不能永远停留于列国体制的不绝斗争之中。”世界的持久和平之道，或许就在于融合中西历史经验，形成新的文明体系，奠定“全球人类共有与协作的根本”。(完)

　　作者简介：

　　孙兴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