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疆域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西南边疆地区又与较多国家接壤，是我国边疆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今天我国的版图看，其西南边疆地区所指范围是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区。这是在今天疆域十分清晰的情况下的划分。在古代其西南边疆地区所指的范围又要小一些。 在秦汉时期，西藏自治区还没有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中，此时期的西南边疆地区，大概即为现在的四川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和贵州省全境，秦汉时期虽然在西南边疆地区置郡管理，但因西南边疆地区的自然条件限制和当时的普遍落后的生产力，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不强。此时期的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早期羁縻制度即边郡制度，拉拢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让他们认同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在实际上又不需要他们付出什么东西，在此政策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并不会实际上损失什么东西，相反，还会从中央王朝得到一些好处，比如在和中央王朝的交流中，会得到一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此时期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的交流，由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进行，他们能直接与中央王朝有一定的接触和交流。但是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大部分民众，在此时期对中央王朝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他们也只会听从他们的首领，形成中央王朝附属的附属不是中央王朝附属的局面，这样的局面造成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较弱和交流较少。 到了唐宋时期，现云南省变为一个国家，唐王朝为了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抵御土蕃在西南的扰乱，帮助南诏统一六诏。此时的南诏国虽然是唐王朝的附属国，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西南边疆地区所指范围又在往内延伸。四川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一部分成为唐王朝的西南边疆地区所指范围，防备着南诏国。此时的唐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仍然实行羁縻制度。到了宋朝，它的国土面积相对于唐王朝来说，缩减了不少，但在西南边疆地区变化不大，只不过唐王朝时期与其对峙的南诏国变成了宋朝时期的大理国，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变相的羁縻制度即溪侗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只不过相对于之前的朝代，此时的溪侗制度的更加完善，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加强。到了元朝，现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归入中央王朝版图，设宣政院管理。云南省并入中央王朝版图，设云南行省。此时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边疆地区，元王朝并没有实行羁縻政策，而是改用控制更为加强的早期土司制度即土官制度。因中央王朝无法完全控制西南边疆地区，不得不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采取绥靖政策，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被授予土官之职，这个地区的土地和人口归他们所有，他们所享有世袭权力，但他们的任命是由中央王朝任命的，所以他们和中央王朝的联系更一步加强，中央王朝对他们的控制也较之前朝代更为加强。明朝时期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在土司管辖区域，实行卫所制度，目的就是监视土司地区。并且，此时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但此时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人，还是只认同他们首领的统治，向他们首领交纳赋税，他们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不够或者说不够直接，需通过首领来充当与明王朝交流的媒介。清王朝时期，其西南边疆地区所指范围相对于明朝没有太大改变，但其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大为加强。清代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大肆的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使西南边疆地区直接归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流官相对于土司来说，控制更为加强，土司的特权流官无法享受，流官只是中央派出管理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官员，是中央的代表。此时的西南边疆地区普通民众，才有了直接与中央王朝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对中央王朝的认识更为清晰，认同感加强。 以上是西南边疆地区，在各个时期所指范围的面积变化和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的变化，不管是羁縻政策还是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针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和上层份子的方式，笼络他们，让他们听命于中央，然后让他们管理西南边地区。但是这样西南边疆地区的普通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感较低，他们只会认同他们的首领的统治。明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土司的管理，同时也为了发展土司管辖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推行一项诏令，各土司需要选派子弟前往京师南京，进入国子监参加学习，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子弟进入南京国子监有“绿色通道”，他们进入国子监后，即成为“士官生”，但并不是西南边疆地区所有土司子弟都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资格，只有得到皇帝特许进入国子监的才是“士官生”，这个资格都是给予在西南边疆地区有较大影响力和实力较强的土司，没有资格的人，就只能和普通学子一般通过重重考试。这是明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一种文化控制方式，在控制西南边疆地区的同时，也带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清朝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官学经费由财政开支，允许社会力量兴办私学，开办学校的种类、数量、成效均超明代，学校有府学、县学、书院、义学、私塾等多种。对少数民族考生，朝廷实行名额、录取、待遇等方面照顾的政策，给予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单独考试名额、单独编字号以及诸多相应的优惠政策。制度及相应政策带来的影响有，西南各族群群众首次全面的有了忠于朝廷的观念，首次全面有了对朝廷的认同；西南各族群众开始全面的接受中原和汉地文化，并逐渐形成中华认同，在西南和内地群众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 再一个，明清两朝都在地方上推行城隍信仰，尤其是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推行关圣信仰，这种信仰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跨文化整合西南族群的功能，形成共同的忠君、文化认同。形成规约，引导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向善观念的形成。跨区域整合西南族群，最终形成统一的文化共同体。 西南边疆地区在各朝各代所指范围的面积不同，中央王朝对其的管理经历了羁縻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从程度上看，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是在逐渐加强。中央王朝越来越想将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地和人口，直接归属于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不想让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充当中央王朝管理地方的枢纽。一项制度的施行，必定有其相对应的意识和精神，在对西南边疆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的时期，中央王朝是希望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让西南边疆地区安稳下来。虽然在明朝，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强的发展，但是这个是西西南边疆地区的，绝大部分民众是无法直接与中央王朝接触和交流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在其中充当媒介，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众只知道土司而不知皇帝。此时期相对于以前的王朝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还没有达到使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众归心于中央王朝的程度。再后来的清朝，又在明王朝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直接将充当媒介的土司赶下舞台，换上了代表中央的流官，使该地区的民众有了直接和中央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不再是以前通过土司与中央接触和交流的局面，这是从管理者改变的方面而言。清王朝还从文化方面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控制，明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优惠政策力度不大、程度不高，普通民众享受不到这种优惠政策，因其实行土司制度，土司在地方拥有很大的权力，朝廷需要拉拢他们，而普通民众又是土司在管理，所以普通民众享受不了优惠政策。而清王朝的文化优惠政策就很普遍了，基本上惠及了所有学子，又在地方上，推崇关圣信仰，让不是学子的人，比如老人、小孩、妇女中的绝大部分，从关圣信仰中增加对朝廷的认同。这些政策和措施得益于“改土归流”政策，因为流官是朝廷的代表，让西南地区的普通民众对中央王朝的想象，没有任何阻碍，对中央王朝的认同空前强烈。 西南边疆地区所指范围于清朝大致固定下来，民众对中央王朝、中原地区的认同感，也基本是在此时期得以确定，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认同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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