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名山的记述都以“里”为单位，要破译《山海图》就必须搞清楚一里等于现在的多少米。 我们现在的一里等于500米。但在上古，一里也等于500米吗？按《春秋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53（李学勤主编 《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P204）就是说，古时以三百步为一里，方圆一里为九百亩，每一百亩划分为井字形状的九块田，称之为井田。从中可以看出，一里等于三百步。 然而一步又等于多少米呢？ 请看汉儒的《礼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54（清 孙希旦撰《礼记集解》 中华书局 1989年 P393）《礼记》指出了周以前是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的。周时采用的是八进制，如高度一仞等于八尺，一尺等于八寸；《大戴礼记.主言》：“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引蔡邕《独断》说“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又引《周礼注》云：“八尺曰寻。”一寻，就是人伸开两臂的长度，周代等于八尺，也就是一步的长度。到了西汉，采用的则是十进制。 据周代考古实证，周代的一尺等于0.231米。这是无疑义的。由此可知，周代一步等于0.231*8=1.848米。周代一里也就是：300*8*0.231米=554.4米；汉代一步等于周代的六尺四寸，则汉时一步等于0.231*6 0.0231*4米，即等于1.4784米，一里等于443.52米。 有的人可能会问，以我们现在人的正常步伐，一步充其量能走0.5米吧，古时的人一步怎么会有1.848米？其实我们现在的一步，古时叫跬，《大戴礼记.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57（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 2008年 P782）这里的跬和步是两个概念。《大戴礼记江校集解》引《小尔雅》云：“跬，一举足也。”58（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 P784）并且这个跬、步只是相对于行走时的步伐而言，是不用于测距工作的。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古人不会笨到一步一步地用脚步这一概念来测量的。 《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帝命竖亥步”，这里的步，为推步的意思，指根据天文推算，以步晷日影的长短测算两地之间的距离，并非行走步测两地距离。 至少在大禹时代，中国的长度单位就有统一规范，即以人体的一定比例为度量。如《大戴礼记》说：“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亹亹weiwei穆穆，为纲为纪。’”59（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 P62）这里的“声为律，身为度”就是说大禹以他的话为律法，以他的身高为尺度标准。这里的律其实是律法，并不是前人说的音律。以言代法，可谓大禹开其先河。不要以为法律是战国以后才有的事，须知，早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两河流域乌尔纳姆就制订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就颁布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史记》说：“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过，怙终贼刑。” 东汉经学家郑玄解“律”为音律。60（司马迁 简体字本《二十四史.史记》中华书局 1999年 P18）而《尚书.舜典》有同样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东汉经学家马融则说：“律，法也。”61（ 陈襄民等注译《尚书》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年P301）东汉郑玄解“律”为音律，这是错的。文章后面出现了五刑，五刑为咎繇所制，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存在了。尧舜禹时代是有刑律的，大禹以言代法，并非无稽之谈。 即便周代，其尺度也是有统一规范的。《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引《说文解字》说：“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这种规范是由国家统一确定的，都源于人体。周代一步为1.848米，等同人的身高。这是周王的身高，也是法定的步的长度，至于是哪一个周王，不可考。周王比我们现在常人要高多了！ 知道了步和寻等长，周制等同人的身高，周代一步等于八尺，那么《五藏山经》是以一步等于1.848米，一里等于554.4米计算呢？还是以汉代的一里等于443.52米来计算呢？ 都不能。 事实上《五藏山经》已经给后人留下了破译密码，只是后人没有留意而已。《山海经.西次三经》说： “峚(mì)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 请注意，此段经文前面说“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经文峚(mì)山后面叙述钟山时又说“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比较二者，可知《五藏山经》至少存在二种尺度，有前贤对经文距离作了修订，后面的420里和前面的460里是相等的。这一后一前的“里”，尺度是不同的，其比例关系为： 1.0952倍(460/420)。“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这是大尺；“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这是小尺。 那么这大尺、小尺到底是多长呢？ 因为《山海经》形成于禹、益之前，其历史时代和陶寺遗址相当。据考古结果，陶寺遗址发现一中期墓葬的尺，其长为0.25米；另外，陶寺早期墓葬中还发现一木杆，长2米左右，学者们研究认为，陶寺尺的长度是25厘米。 我们知道，商尺为0.1695米，周、秦尺为0.231米，汉尺为0.232至0.236米。在这些尺度中，满足1.0952倍关系的只有陶寺尺和周尺。陶寺尺/周尺=0.25/0.231=1.08225倍。1.08225倍关系与1.0952倍关系大体接近，均为1.1倍。陶寺尺正当尧舜禹时期，正是传说中的禹命伯益著《山海经》时，其对应的大尺基本接近陶寺尺，小尺应是周尺。 “自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这一句应是周人或者是周人祖族补注的，用的是0.231米的小尺，一步等于1.848米。 峚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一里等于300步，周步为1.848米，则峚山至于钟山共255024米。255024米等于尧舜禹时期的420里，则尧舜禹时期一里等于607米。因为一里为300步，则尧舜禹时期一步等于2.024米。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结合《五藏山经》的里程，丈量天下了。 至于尧舜禹时期尺的大小，我们其实可以忽视之，因为《五藏山经》是以“里”为单位计算距离的，只有二处涉及到步长，我们无需用到尺。实际上尧舜禹时期的尺度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来。因为尧舜禹时期的步长为2.024米，如果尧舜禹其时以十尺为步，则尧舜禹时一尺等于20.24厘米；如果其时以八尺为步，则其时一尺等于25.3厘米，也就是说尧舜禹时期可能有二种尺，一种是20厘米的尺，另一种是25厘米的尺，前者以十尺为步，后者以八尺为步。巧的是，陶寺遗址恰恰出土了早期的表，木杆长2米，恰恰等同步长，也出土了时代为中期的25厘米的尺。由此我们发现，陶寺遗址早期是以十尺为步，中期则是以八尺为步的，早期的尺约为20厘米，中期的尺是25厘米，步长均是2.024米，取整为2米。 事实上以陶寺遗址的步长为准，最接近于历史！其原因，一是因为帝尧、帝舜和大禹时期，曾经统一过度量衡。《尚书》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63 陈襄民等注译《尚书》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年P301由此可见，尧舜禹时代法律、度、量、衡四者是统一的，尧舜禹时代之步和里是有统一规范的；另外《大戴礼记》也说大禹“以身为度”。这里的度为尺度的意思，可见大禹时期尺度也是有统一的标准的，。二是陶寺遗址考古测年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就在此一时期内。帝尧、帝舜及大禹曾统一过度量衡，陶寺遗址是否帝尧都城无关紧要，只要陶寺遗址之步长在尧舜禹度量衡统一规范之内就行了。三是西汉刘歆《山海经表》说：“ 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64（郭璞注《山海经》 尾阳书肆 日本早稻田大学影印 1934年 P22） 无神论者东汉王充《论衡》卷十三也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65（王充原著 袁华忠等译注《论衡全译》中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P97）《山海经》成书于禹和伯益，是前贤公认的，中国史传的禹、益历史时期与陶寺遗址历史年代接近。 问题是，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人，他们是如何量得上古图书中的尺寸，并予以修正的呢？ 这个问题，晋代王嘉《拾遗记》提到的资料可以解释。《拾遗记》说：“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66（王嘉撰 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 1981年 P22）的记载表明，帝尧之时，在河、洛一带发现玉版，上面铭刻了天、地的形状，又发现金色玉璧，上面有文字，记载了天地形成时的情况。天地的形状是什么？就是天官图和山海图。天官图就是天象图或星象图，山海图就是地图资料。“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说白了就是刻有文字的玉璧。这是帝尧发现的尧以前的天文、地理、历史的珍贵记录。与刻画天地形状的玉版同时发现的，还有方尺，这就是尧破解远古地图的重要工具！有了地图历史资料，又有方尺，尧破译远古地图也就完全可能。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所以上古前贤一定也是像尧一样，有前代的玉版、方尺，有天地之图，有的甚至有图书（不一定仅是地图），所以他们就能图画天下，整理山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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