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经济理论梳理及辩误 宋 圭 武 经济问题总是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的有机统一，分析供给侧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需求侧问题，同样，分析需求侧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供给侧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的重点点不同来对二者进行区分。重点点主要在供给方面的，可以认为是供给侧经济理论；重点点主要在需求侧方面的，可以认为是需求侧经济理论。 管仲(约公元前730年至前645年)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早对经济学有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角度看，管仲的经济理论，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第一，《管子》认为，土地是财富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源泉。第二，提倡分工。管仲主张将被统治的广大群众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同时主张四大集团不能混合杂处，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P21，P127，P129）第三，提倡减税。管仲在对齐国的治理实践中，采取了大规模减税措施。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农业税率为20%，收成差时农业税率为10%；有饥荒就免征，或缓征。总之，管仲的供给侧管理政策，有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崛起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好的经济基础。（苏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P11） 我国古代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至约前390年）的经济思想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李悝是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记》）同时，李悝重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治田则勤，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汉书·食货记》）但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P107），这属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结合的一种政策。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也有一些需求侧的因素。 另外，我国古代荀子（约公元前331至约前238年）的经济思想也属于供给侧经济学。一是荀子主张分工，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勤”。由于各业专一，才能把技艺提高到精妙的程度。（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P95）二是荀子认为农业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财富生产的主要来源，而工商业是不生产的，必须予以抑制。他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P98、P99） 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也属于供给侧经济学。高度重视农业，限制非农业生产活动。大力增加农业人口。实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对非农业活动实行重税政策。“不农之征比多，市利之租比重。”（《商君书·外内》）实行土地自由买卖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秦国最终实现了强国目的。 西汉盐铁会议上儒家反对派的经济思想，也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盐铁会议以检查武帝以来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为名，于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及一些政府官员为现实政策辩护，而儒家则全面予以反对。儒家提出的主要经济政策措施是：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生产财富，否定工商业能致富，轻视工商业；反对经济干涉；反兼并；坚持井田制度；反对对外贸易；提倡物物交换，货币铸造权回归民间；消费提倡节俭；在租税上坚持什一之税的农业税，反对重税。（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P225-229）儒家提出的上述政策措施，重点大都在供给侧方面，而不在需求侧。 总体看，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学，应总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范畴。 西方的重农学派是最早相对成熟的供给侧经济学派。重农学派核心是重视农业的供给，其主要思想具体包括：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到经济思想中，认为人类的经济规律应同自然规律相协调；提出自由放任，反对政府管制；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认为应该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从供给侧角度对经济流程进行了分析，如魁奈的经济表。 古典经济学大体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有些学者在著作或论文中认为古典经济学属于需求侧，这是不准确的。从古典经济学的总体特征看：首先，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基础，这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其次，在政策取向上，古典经济学坚持自由放任，但目的主要落脚于促进供给侧的效率，并通过供给侧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社会效率的提高。如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认为，通过自由竞争，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每一个生产者和商人不得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不得不尽可能降低销售价格，最终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再次，在价值论层面，古典经济学大体坚持劳动价值论，这也是供给侧，不是需求侧。 萨伊虽然提出萨伊定理，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但萨伊理论分析的落脚点是在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在《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本书中，萨伊第一篇论述财富的生产问题，第二篇论述财富的分配问题，第三篇论述财富的消费问题，其中第三篇构成了全书分析的落脚点。另外，萨伊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以，总体看，萨伊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相比，其需求侧分析所占的成分应更大，而不是更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应属于供给侧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另外，马克思关于生产所有制的理论，关于资本集中的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理论分析，都是立足于供给侧方面，而不是需求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而不在需求侧。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有学者认为是属于需求侧经济理论，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新古典经济学应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一个有机综合。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既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也有生产者均衡理论。而生产者均衡理论，应属于供给侧。 另外，一些学者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完全归结为需求侧经济学，此观点也值得商榷。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强调需求导向，但也有供给侧分析的因素。如投资需求，本质就属于供给侧。从整体的理论分析看，凯恩斯理论应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有机结合，是在供给与需求的结合中，寻求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均衡水平。 另外，关于供给学派，大家普遍认为是属于供给侧经济学，此观点也是一值得商榷的观点。因为供给学派在实践上具体落实为里根经济学，而里根经济学的减税主张，既包括减供给方面的税负，如企业税，将原来最高46%的五级税率改为最高34%的三级税率，也包括减需求方面的税负，如个人所得税，将最高税率为50%、最低税率为11%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28%和33%的三级税率。（苏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P126）最终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是既体现在供给侧方面，也体现在需求侧方面，是两方面效果的综合。 目前，面对经济新形势，中国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经济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学重大创新。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兰州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学习与研究》《中国农村观察》《海派经济学》《经济学家茶座》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380多篇，出版专著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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